邓新华：冒名贷款，由信用陪葬

近日，安徽省泗县瓦坊乡一些从未在金融机构贷过款的村民被告知自己名下多出几万元贷款，村民怀疑是村干部冒用他们的身份证办下的，但信贷员始终没有透露背后神秘的操作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6月16日报道)。 村民身份证如何被人冒用，并通过了信用社的审核，本文中不对此螯述，只从乡村金融中这种官僚审核程序的怪象来探讨。

农民虽然有巨大的小额贷款需求，但却受限于两个条件：一是缺少可用于抵押的财产，二是难以承受繁琐的贷款审核成本。解决农民贷款难可以采用熟人信用担保机制，例如像尤努斯的小额贷款的操作方法。尤努斯的方法其实并不复杂，他利用乡村熟人社会的资源，要求贷款人组成相互担保的群体，这样就解决了这两个难题，让小额贷款银行和农民双赢。尤努斯的方法并非独创，他只是根据现实条件，采用商业方式，大规模地运用了传统中早就存在的方法。中国乡村传统的金融互助方式就是利用熟人信用来保障“贷款”安全。在乡村，人们相互之间非常熟悉，任何一个人不守信用都很难得到别人的担保，这让失信的损失超过他们所获得的暂时利益时，就会让人们自觉约束行为。正是凭借这种熟人信用，资本才能自由流转，拥有较高的利用率，促进了乡村的发展。任何不适应这一现实的做法，都会与农民的利益格格不入，并且漏洞多多。

在计划经济时代，乡村金融被纳入统一的计划体系，传统乡村金融被破坏殆尽。改革开放之后，乡村金融的开放一直滞后。农业银行、信用社一统乡村金融天下的格局根本不能适应乡村发展，由于官僚作风导致金融服务低效，对它们来说，真正融入乡村，其管理成本将是不可承受的。它们只能走官僚化的老路子，靠制定严格、繁琐的程序，来保证贷款安全。这样一来，农民就要花费更大的成本来通过它们的审核。因此，当冒名贷款暴露之后，瓦坊乡的农民就会理直气壮地说：“我连字都不认识，我怎么办贷款？！”这在他们看来很正常：信用社的贷款并不一定都贷给最需要贷款的人，而有可能贷给有能力通过繁琐的审核程序的人。

他们很自然地把怀疑的目光投向村干部。村干部更了解官僚化信用体系的行为方式，和信贷员很熟悉，也有能力通过繁琐的审核程序。当然，没有证据是不能判定村干部就是冒名贷款者的。村民首先怀疑村干部也说明，代表乡村行政权力的村干部，其信用值得让人怀疑。困穷的乡村公共财政以及村务长期不透明，导致了村民们相信他们有动机也有能力作假。这个现象非常奇怪：在熟人社会中被视为容易作假的村干部群体，在信用社的官僚审核程序下，却被看作是有信用者。

这就是乡村金融的连环困局。急需金融帮助的村民，却不能利用自己的熟人信用资源得到帮助。乡村金融垄断导致私下放贷利息抬高，放贷者还得冒着“高利贷”罪名的风险。而握有乡村金融垄断大权的银行和信用社，虽然程序繁琐，却拦不住某些乡村能人和信贷员的联合作假。这一陈旧的乡村金融体系必须打破重建，才能看到乡村金融的新希望。